对工匠而言，对德的追求自然会对其生产实践活动产生影响。对职业教育而言，提倡德技并修，其实质在于鼓励学生养成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工匠精神，高素质劳动者不仅要有高超的技术，还要有高尚的品质。

米尔斯认为，社会科学所处理的问题关乎人生，关乎历史，也关乎它们在社会结构中的相互交织，要想充分说清我们时代面临的问题，就不能不坚持贯彻历史是社会研究的抓手的观点，既要接社会学的地气，又要有历史学的关联。对于新时代职业教育德技并修要义的把握，也需要借助历史的视角来重新审视。在西方，工匠精神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—罗马时期。在柏拉图看来，营利并非工匠从事生产实践活动的终极价值，对作品技艺本身的极致追求则被普遍认为是终极价值。对此，亚里士多德也有类似观点，对于一个吹笛手、一个木匠或任何一个匠师，总而言之，对任何一个从事某种活动或实践的人来说，他们的善或出色就在于那种活动的完善。而在我国，工匠精神也有类似的含义，它意味着“尚巧达善”的工作追求。所谓“尚巧”，就是在制造过程中追求技艺之巧，这是对工匠最基本的职业要求，也是工匠区别于其他职业群体的鲜明特征。所谓“达善”，就是指工匠竭尽全力提升自身的技艺水平，从而达到一种炉火纯青的至善境界。由此可见，工匠精神更多地停留在“形而上”层面，它赞美的是工匠个体层面的独立人格与对作品精益求精的精神。

在新时代，我们是否需要工匠精神呢？答案是毋庸置疑的。2019年，工匠精神作为政策话语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，并引发国内关于工匠精神养成的大讨论。那么，在现代产业背景下，是否仅有工匠精神就足够了呢？实际上，工匠精神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经济社会背景，而且在不同行业、不同职业群体中，工匠精神的内涵也有较大差异，我们不能站在静止的立场上来看待工匠精神，而要以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工匠精神的现代价值。在古代，工匠的生产实践活动往往是以个体为单位，不具有大规模生产的特点，且其生产经营效果往往取决于自身的道德与技艺水平。而在大工业生产时代到来之后，工匠身份逐渐为工人身份所取代。在泰勒的科学管理理念得到广泛应用之后，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越来越强调“效率”“规模”等理念，工人往往不再直接对产品负责，而是对上司负责。在此背景之下，如果企业本身缺乏基本的工匠精神，那么作为一线工作者的工人很难在基层践行工匠精神。

因此，甘肃高铁学校认为，新时代职业教育德技并修的逻辑前提是，建立工匠精神养成的制度体系，培育工匠精神养成的社会土壤。从世界范围来看，我国目前所奉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，更接近英美等国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，追求效率与速度是企业的基本生存逻辑。对某些行业（如互联网）而言，这一体制大大激发了市场的经济活力。而对另外一些行业（如制造业）而言，过度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带来了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，造成市场经济环境的不断恶化。为了振兴制造业，必须重建与制造业工匠精神相匹配的工匠制度体系，建立相对协调的市场经济体制，并为技术工人提供更有保障的薪酬福利与晋升制度。否则，在职业教育办学中，强调德技并修，很容易沦为一种培养工匠精神的口号，而缺乏实质性内容。也就是说，工匠精神固然可以通过教育来培育，德技并修作为一种职业教育的理想目标也无可厚非，但是要想在实践中真正发挥效果，必须在社会层面建立相应的工匠制度体系。

甘肃北方技工学校（华山教育集团·轨道交通运输学校）为国家级重点技工学校，学校开设有铁道运营专业、国际邮轮专业、汽车工程专业、机电一体化专业、计算机应用专业、3D打印专业、学前教育专业、烹饪与酒店管理等专业。